[49] （2）间距规定与间距权 除建筑规划对建筑物类型的确定外，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被认为具有普遍邻人保护效果的规范还有德国各州建筑法中的间距规定。

欧洲各国宪法条款的数量较之以往也显著增加：宪法条款不能过于简短或模糊，也不能只局限于调整国家制度，这都成为现代宪法的标志。（一）宪法的法律性遮蔽政治性 长久以来，宪法的规范性较弱、政治性较强。

[35]只是出现了一个法律人或许还不习惯的宪法法院。区分了通过将部分民事诉讼程序重新纳入法国《宪法》第34条范围的直接宪法化和其他形式的间接宪法化的过程。此外，法国不存在类似德国宪法诉愿（Verfassungsbeschwerde）的制度，即允许任何个人向宪法法院提出请求，审查其认为侵犯了其基本权利的司法判决。诚然，宪法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依宪治国需要用宪法规范作为法律人思考的原点，期待逐渐形成思维上的宪法反射。例如宪法委员会在2010年面纱禁令的合宪性判决中设定了例外，即法律不得禁止宗教信徒在公开祭祀场合行使宗教信仰自由。

其次是行政权作为公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宪法化，行政权在行政组织体系化与行政权职权范围扩大中获得强化，行政法院的独立和行政诉讼的发展促成了行政权在合法性审查中逐步注入合宪标准本文只是提供了一种视角，此种视角下，或能减少一些价值的对立乃至撕裂，并为如何在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价值整合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进路。构建广泛有效的政务诚信监督体系。

诚实信用在行政法上有两个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法院裁判，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规范内涵，形成了二元结构，具有了可判断性、可实操性。这比单纯一味采用财产保护更为积极。其次，结合法院判案经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以及学者的有关研究，可以发现，诚信政府理论从诚实信用出发，汲取信赖保护、合法预期，水乳交融，形成了中国式的理解，但是，仍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热闹之后归于沉静，似乎不再有新的理论争点，对有关西方理论也好似洞若观火。

从开初，我们就望文生义，以文害辞，对信赖保护的解读带入了中国人自己的情愫、期许与观念，从依法行政观念出发说文解字。它们交横绸缪，共栖共生。

因此，信赖保护是诚实守信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下行政诉讼尚未纳入一些行政活动，比如行政政策、计划、指导等，无法引起法官关注、思考并进而参考援引有关理论。即便是难得一见的合法预期也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仅关乎术语变换，不见知识的增量。3.保护方式 行政机关要想改变上述预期，应当事先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相对人，听取意见，必要时举行听证。

[100]意为人民基于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结果的合理信赖而有所规划或举措，由此而产生的信赖保护利益应受保护。[32]而在我国，行政协议、行政允诺却早已涵摄到诚实守信之中，是恪守信用在行政法上的实际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唯一可能的法理依据只能是法治国家原则以及从中推论而出的法安定性原则。合法预期也在中国司法审判中基本附着于‘信赖保护的话语体系。

[29]一些法官也从宽泛意义上引用信赖保护。六、诚信政府的理论取向 在本文看来，首先，无需过于纠结术语，不论是继续采用文件偏好的诚实守信，还是学者青睐的信赖保护，或者以合法预期代而取之，都已无关宏旨。

以及坚持依法行政、阳光行政和加强监督。行政法保护的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以及合法预期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如果行政行为本身违法，行政相对人不能基于违法的行为获得预期利益。

因为对正当期待的保护往往意味着维持该决定，在法院看来，这将不恰当的扩大行政机关的权力，使本来非法的行为合法化。反反复复，出尔反尔，严重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信赖基础可以是行政决定，也可以是先例。（一）诚实信用与信赖保护 在行政法上，为什么会相继出现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它们是何种关系，学者观点不一。对依法行政真正有增量价值，并由法官裁判形成精细化的规则，构成了基础性二元结构，一是要恪守信用，在行政协议、行政允诺、行政承诺上兑现先前所作的承诺、约定。它们都是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类推。

比如，与民事合同相近的行政协议，以及涉及民事约定的内容，或者在行政关系中涉及相对人之间的民事义务。从英国的经验看，即使不为违法的给付行为提供存续保护，也依然可以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最初因为缺少一手文献，对于德国信赖保护，我们不算了解透彻，雾里看花，融入了不少中国人自己的理解与期许。类似规定还可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59条。

[112] 从我国法院的裁判看，对于违法审批行为，不给予存续保护，法院会先予以纠正，如果当事人没有过错，法院会判决行政机关赔偿当事人信赖利益损失。[40]因为对于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比如已经生效的违法行政处罚决定，很难想象可以通过利益衡量，如果私益大于公益，就可以不撤销违法的负担行政行为，反而给予存续保护。

在行政行为的变动中要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要合理补偿因撤销、废止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信赖损失。[94]法院一般认为，只有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约定、承诺无效，可以免除其履行义务，或者认可其单方变更，但要予以批评。在撤销违法的给付决定之后，可以责令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寻找政策空间，使当事人的法律状态实质上没有改变。[97] （二）信赖保护 信赖保护能够检索到的较早案件大约是2005年，之后渐多，相对于诚信诚实守信的案件却少得可怜

根据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7号），国家密码管理局与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序列。[42]《密码法》第42条规定管理密码的核心机构：国家密码管理局。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境外的密码产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非对称密码同样可用于非法活动的保密，公权力机关自然也有更强的动力规制密码。

在原理层面，在处理个人和组织的自解密义务和协助解密义务问题时，毫无疑问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一方面赋予执法机关在特定场景中获取加密数据的相关权力，另一方面从法律上施加程序规范和实体限制，以此平衡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界限。冯潇洒：《国外加密与执法案例分析及其对我国密码立法的启示》，载《信息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1-210页。

在《密码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我国法律中并未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解密义务。密码领域从政府控制领域，转变为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规制区域。[2]该法第51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根据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等，采取下列措施确保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以及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三）采取相应的加密、去标识化等安全技术措施。[71]参见马民虎、果园、马宁：《自解密义务的法律困惑及其本土适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9-94页。

[2] 在研究两部涉及互联网信息的重要法律时，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加密技术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架构中居于何种地位？密码相关的法律和规制体系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则体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密码法》明确赋予个人使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之后，如何调适公权力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需求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结构？对于这些问题，学界目前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具体而言，《瓦森纳协定》规定，对56位密钥长度以上的对称加密产品，以及512位密钥长度的非对称加密产品，签订协议各国不得设置出口限制。

[69]美国国安局曾经被揭露在密码技术中植入后门。正是因为密码的加密和认证功能，密码作为人类信息传输安全的重要技术保证，几乎关涉一切社会领域——无论是政治场景、商业交易还是个人生活，密码都可以满足人们实际的安全需求和心理上的安全感。

数据泄露多发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15]在非对称密码出现之前，密码技术基本属于国家垄断技术，主要用于军事通信和国家安全事务，并无法律规制方面的问题，而是军政机构的内部管理问题，且普遍采取严格管控的态度。